最近，曾在2013年产下一女的崔某（35岁）不论去哪都会被问到“什么时候生老二呀”，然而崔某自己却没有生二胎的打算。生育之后，崔某一直看人眼色，好不容易休了产假，去年复职后却没能找到可放心托管孩子的地方，故而总是心神不宁。崔某反问道，“如果不是双职工，要承受每两年上涨一次的全税房租相当不易”，“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也无法让人安心，况且我又怎能开口要求年迈的母亲来照看两个孩子呢”。她表示“不是不生，而是想生不能生”。
在韩国，像崔某这样直接放弃二胎的“弃二族”正在大幅增加。据韩国统计厅统计，2000年韩国共有33.4万名二胎以上的新生儿。2013年则减至21万名，减幅为37%左右，明显快于同期第一胎新生儿数量的减幅（从29.8万名降至22.5万名，减幅为25%）。一般而言，韩国的新婚夫妇都认为应该生第一胎，然而从第二胎起他们的想法开始有所不同，需要考虑养育条件和经济实力。因此，第二胎以上新生儿的出生数量被喻为社会育儿环境的“晴雨表”。“弃二族”的急剧增加也从侧面说明了韩国社会的生育、保育政策未起到有效作用。
而且在过去10年间，韩国政府的低出生率对策一直以保育为中心。这样一来，别说减少“弃二族”人数了，甚至出现了加速增长，这一结果与“免费保育”初衷相悖。2006年，卢武铉政府开始推行免费保育政策。朴总统自就任后的2013年3月起开始全面推行这一政策。然而，所谓的免费过于理想化，保育设施的质量未得到提高，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。因此，幼儿园的数量虽然比便利商店的数量有所增加，但出现了“没有能让家长放心托付的幼儿园”这一矛盾。
韩国免费保育在3~5岁儿童实施过程中的预算已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且达到了一定限度。也就是说，想要越过“育儿冰缝”，不仅要增加免费幼儿园的数量，还应将政策方向扭转到增加托付可信度高的设施上来。韩国国家未来研究院院长金广斗表示，“发挥市场机能，让有条件的人可以选择高级的保育设施，同时将节省的财源集中到普通老百姓身上，这样可同时提高双方的保育质量”。